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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神生活与人文价值 波德莱尔曾经有一首诗表达了资本主义时代文化与艺术的命运，他感慨于功利时代对于自然与艺术的追求，正日益成为一种奢华的梦想： 去做妓女们的情人 都很幸福、舒适、满意； 而我，却折断了手臂， 为了曾去拥抱白云。（注：《波德莱尔全集》第1卷，第193页。转引自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书店，1989年第1版，第100页。） 在这里，“妓女”作为一种暗喻，可以视为世俗利益的象征，这位现代社会的宠儿，将物质与情欲的享受作为生活的全部；而“我”却是古典社会的英雄，对自然与浪漫永远怀有一份诗意。 学者余虹注意到在当代生活中，文学艺术越来越无足轻重，它接受了虚无主义的立场，拒绝精神价值：“当代文艺愈来愈彻底地融入大众文化工业，成为日常消费的一部分，其精神性品质几乎消失殆尽。”（注：余虹：《艺术与精神·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1页。）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大众文化以其贪婪的消费性吞噬一切人类文化的资源，将早期现代主义精英对现实的批判视为唐吉诃德式的虚幻挑战，以回避精神生活、沉溺现世享乐的玩世态度消解人文主义传统，这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精神生活的关注适成鲜明对比。 学者周国平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弱化，正在失去对人的精神的操纵之功能，另一方面是本来意义上的精神生活的觉醒。 在周国平看来，精神生活有两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基于个人自由的自觉性和基于终极关怀的超越性，它与意识形态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内容上，精神生活所寻求的是生命意义，被寻求的这个意义往往体现为某种超越于世俗的肉身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精神价值，因而对之的寻求和守护往往具有终极关怀的性质。……在形式上，精神生活在本质上只能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是个人对生命意义的自觉寻求和对某种精神价值的自觉认同，因而必须是一个内在的自由的领域，在社会层面上则呈现多元化形态。”（注：周国平：《意识形态与精神生活》，载《开放的空间：文化交流中的冲突与融合研讨会文集》，2001年6月，第16页。）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场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化进程急遽加快，实利主义之风强劲鼓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90年代前期的那场人文精神讨论。 一方面，多数讨论者的确已经意识到了精神生活中某种矛盾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却又对此表现出了一种忧愤的情绪，他们所大声疾呼的“人文精神失落”便是这种情绪的集中表达。在周国平看来，人文精神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有两个要素，一是终极关怀，二是社会关注。一般说来，终极关怀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所一贯缺乏的，但是真正使人文知识分子感到“失落”的是在社会关注方面人文学者与艺术家对于社会的直接影响力的减弱。强调终极关怀与社会关注并非要求将其变成全社会的信仰，相反，我们必须承认终极关怀在实践中的个人性，不能用“原则上的普遍性”来冲淡对个人性的承认，回避由个人性必然得出的精神价值的多元性这一结论。我们可以断定存在着某些人类共同的乃至永恒的精神价值，但也必须承认，这些价值仅仅存在于个体的多样化的寻求之中，对它们的理解永远是不确定的，因而是多元的。就精神生活而言，最应强调的正是个人性和多元性，越是个人灵魂中的真实过程，就越具有人类价值。 正是在当代艺术家个性的灵魂的真实呈现中，我们看到了艺术重新进入当代人精神生活的可能性。以往的艺术家多数是为社会提供加强联系、提高道德的权力话语；而中国当代艺术家则通过对社会权力话语的分析、解构，努力开放个人的自由空间。他们对当代生活的批判性质问，不仅意味着一种人文主义的知识积累和道德确认，而且也是通过创造性的想象和东方式的智慧，将艺术的批判转化为一种生存态度和一种文化气质。艺术家从现实生活的不确定的诸多可能性中去选择自我认定的某种可能，从而在流行的时尚当中发现历史的限制，并进而在人类知识视野的有限性当中寻求精神的超越。这使他们的艺术不仅成为个人挣脱历史的生存努力，也成为在时间的流逝中把握生存的意义，从而在对当代生活的批判性审视中重建民族文化的现实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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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天津民族文化博览会 ( 2009/01/01—01/06 ) | |
| ·中国嘉德2007秋季拍卖会 ( 2007/06/07—06/13 ) | |
| ·2007年度全球稀世艺术品收藏家榜 ( 2008/09/18—09/25 ) | |
